当前，全球剧变不是百年一遇的数量级，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周期的短期扰动，而将体现为经济结构的深刻颠覆。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不仅需要逆周期的总需求管理，更需要跨周期的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平滑 "内循环"。从政策走向看，针对内需增长的困难和阻滞，三项关键性制度改革有望加速落地。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维度促进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二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升级，以降低全球变化下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三是构建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弱化房地产的 "挤出效应"，强化其 "挤入效应"。"。

基于此，虽然中国消费需求的复苏在国内疫情基本平息后滞后，但展望未来，在体制改革的长期支持下，中国消费引擎的长期动力和持久弹性是值得期待的。

动机 1：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根据我们先前的研究，保守估计，2019 年至 2035 年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将大幅度增加一倍。就这一目标的实现路径而言，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新优化有望促进内需潜力的实现，并能够提升这两大背景的消费水平。

首先，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演变。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单位国民收入的增长将产生更多的国内消费需求，这主要体现在强制性消费升级和人口消费升级。

第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和增长。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更稳定的消费能力、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和支付更高质量溢价的意愿。消费需求的增长主要推动可选消费内容的升级，这体现在市场细分消费升级的深化上。

从目前的国情来看，收入分配的两个现实特征阻碍了上述效应。第一，在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净资产收入增长率远远快于工资收入增长率，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演进。

第二，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虽然近年来继续反弹，但居民收入比重仍明显低于 90 年代的水平，企业和政府收入比例过高，减缓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因此，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旨在突破上述障碍，已成为增强消费内需的必要举措。

展望未来，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有望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呈倒 U 型曲线，并已达到最高点，进入长期下行通道。因此，通过政策工具加快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窗口期已经打开。从政策路径上看，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建立 "按劳分配" 为主体，以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基本经济体制，新一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具体措施有望加快落地。

在此基础上，未来收入分配结构有望实现三个方面的优化，进一步释放消费升级的长期潜力。第一，在初始分配环节，通过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增加劳动报酬分配比例，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和壮大。第二，在再分配环节上，强化税收调节功能、转移支付等工具，减轻工人阶级的税费负担，继续缩小收入差距，加快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变。第三，在第三分配环节，充分发挥慈善公益救济功能，进一步支持弱势群体的基本消费能力。

动机二：社会保障和提高公共服务体系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储蓄率长期保持在高位，并中断了 2016 年以来的下降趋势，从而减缓了家庭收入向消费的转化。2018 年，中国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 45% 左右，分别比全球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高出 18 个百分点和 10 个百分点。展望未来，在世界百年未发生的巨大变化中，三种 "焦虑紊乱" 可能会增强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从而加剧上述转型的困难。

第一，生存焦虑。当居民担心自己未来的长期收入时，他们会提前储蓄以保护他们的基本生活。在全球流行形势下，随着公共健康风险、经济和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环境和气候风险的相互作用，这种担忧普遍得到加强。在中国在 2020 年上半年基本上控制了疫情后，所谓的 "报复性储蓄" 的出现早于 "报复性消费"，这就是这种作用的体现。

第二，发展焦虑。目前，中国居民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的改善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正推动着居民需求的焦点，以加速扩大教育、医疗、养老等发达服务的消费。然而，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不足且不平衡，因此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以满足未来的购买服务需求。

第三，数字焦虑。以新冠肺炎疫情为 "压力测试"，不难发现，虽然中国经济和社会已经迅速走上了数字升级的新轨道，但弱势群体和偏远地区仍然缺乏与数字经济接轨所需的设备、技能和渠道。在数字时代，他们将面临更多的生活不便和交易成本，必须通过节约消费和增加储蓄来应对。

鉴于上述 "焦虑症"，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是系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的核心措施之一，根据党的十九大迄今的政策趋势，我们认为这三方面将是本轮从目前到 2035 年升级的重点。

第一，打破结构差异。在稳步增加总投资的同时，要全面建设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缩小城乡、地区和人民之间的差距，使之成为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助推器。

第二，加快融入数字时代，将数字服务纳入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一方面帮助弱势群体弥合 "数字鸿沟"，享受时代红利；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进入数字基层治理网络后，其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措施的准确政策能力也将大大提高。

第三，充分利用金融体系，从 "银行保险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办法" 等新措施出发，借鉴 "战争疫情" 的经验，提高我国金融体系在突发性风险下保障基本金融服务的能力，缓解企业和居民的流动性压力，加快实体经济的恢复，为民生和就业提供经济和金融双重保障，降低居民在全球混乱中加强预防性储蓄的需要。

动力三：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构建

对居民消费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是 "挤迫效应"，即购买家电、装修、汽车等相关消费需求，以及以居民财富增长带动的房地产升值，将增加居民消费；二是 "挤出效应"，即购房压力迫使居民储蓄、增加储蓄，以抑制居民消费。

展望未来，新的城市化发展空间广阔，推动房地产市场平衡自身增长和外部效应，如何增强 "挤进效应"，弱化 "挤出效应" 将成为核心问题，从国情和学术研究的实际出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这三个要素。

首先，房地产具有住房属性和投资属性，其中投资属性越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越强。

第二，"预期"，居民对房地产价格的长期预期对居民对当前消费的选择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预期房地产价格稳定，就会被 "挤出效应" 所主导。如果房地产价格不稳定（飙升或暴跌），并扰乱居民的预期，就会被 "挤出效应" 所主导。

第三种是 "比例"，与金融资产和生产性固定资产相比，房地产对家庭预防性储蓄的作用较弱，因此，如果房地产在家庭资产中所占比例过高，而其他资产（如金融资产）所占比例过高，则会对消费产生相对的 "挤出效应"。

在此基础上，如果房地产市场的长期机制能够准确地控制房地产的属性、预期和比率，并使其长期恢复到预期水平，消费阻力就会转化为消费动力，因此，结合当前的政策思路，今后三个方面的综合改革措施是值得期待的。

第一，从 "属性" 开始，从目前到 2035 年，"住房与住房不炸" 的政策立场有望长期坚持，不断淡化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强调住宅属性；此外，为了避免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属性 "再燃"，房地产市场不再是宏观反周期调控的起点，新城市化形成的房地产需求将成为未来房地产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二，从 "预期" 出发，一方面要加强 "一市一政策" 房地产市场监管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增加高房价地区难需求商品房的供给，顺利消除高海拔地区的库存，实现地价、房价和预期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要加强货币政策的精确性和金融监管的渗透，切断信贷资金非法流入住房市场的渠道，抑制住房市场过热的金融诱因。

第三，从 "比例" 出发，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普通物业住房等多种形式的住房供应，减少居民财富配置房地产的必要性，同时稳步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共同引导居民财富中心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从而使居民财富从静态水泥砖、瓷砖中解放出来，金融市场将加速 "供给侧产业升级 + 需求方消费升级" 的动态内部循环。